1988年時的黃華坤。

為到深圳改名字

1984年，家里有人到深圳，知道有個特區(qū)，還靠近香港。然后，我就想來深圳找份工作。

當(dāng)時來深圳，必須要辦邊防證。辦理程序是深圳這邊的工廠先發(fā)一個邀請函，然后才能去縣公安局辦理。當(dāng)時我父親一個朋友有機(jī)會，但他決定不來了，于是就給我辦了。

因為辦邊防證，我的名字給改了——我以前叫黃騰新，但邊防證的名字叫黃華坤。當(dāng)時邊防證不需要核對身份證，所以就順利過關(guān)了，后來我用邊防證去工廠登記，辦理相關(guān)手續(xù)，于是“黃華坤”這個名字就叫開了，我也就沒有再去改回原來的名字。

1984年春，家里給我了七八十塊錢，我就帶著這個邊防證跟另外一個表哥，一路顛簸坐了兩天面包車，一起到了深圳。當(dāng)時唯一的希望是香港的親戚能給我們找一份工作。

我和表哥住在筍崗的田心村鐵路邊一個農(nóng)民的出租屋里，也希望通過附近的老鄉(xiāng)能找到一份工作。當(dāng)時和平路上有個僑社，很多香港人回老家要到這里坐大巴，于是有老鄉(xiāng)在那里拉客，就是通過幫人找大巴車賺一些介紹費(fèi)。我們就去找他們，但是別人都講粵語，從福建的農(nóng)村出來的我和表哥聽不懂，交流很困難。

那時候生活很苦，我和表哥去東門老街買煤油爐，回來熬白粥喝，然后吃一些從家里帶來的麥糊（用面粉、花生粉、花生油混合而成的干糧）。有時香港的親戚過來會給一些零花錢，所以偶爾也會買些餅干、公仔面來吃。

最困難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我們不敢出門，害怕查戶口。改革開放初期，因害怕太多三無人員會造成社會混亂，街上經(jīng)常有查戶口的。一旦發(fā)現(xiàn)你是三無人員，就要被遣送回去。那時候的遣送不是說直接把你送回老家了，而是要在沿途很多農(nóng)場干活，比如要回泉州，可能要先到汕頭干幾天活，再到漳州干幾天活，這樣沿途邊干活邊走。我們來一趟不容易，如果被遣送回去，回到老家是很不光彩的。因此，我們一直都提心吊膽的，白天晚上都不敢隨便出門。

一個多月后，香港的親戚托朋友的朋友介紹我們到黃貝嶺一個香港老板辦的來料加工廠——湖寶傢俬廠工作。

剛?cè)牍S被裁員

這個工廠大概有七八十個人，基本都是香港人或廣東人，只有我和表哥是福建人。我們被安排到木工車間，很多活都需要有人帶，否則你再聰明勤快也沒有用武之地。

因為淡季，我們進(jìn)廠后不到10天，就趕上工廠裁員，我和表哥很不幸地被裁掉了。幾天后，表哥就回老家了。但我不敢回去，費(fèi)了千辛萬苦才到深圳，回去父母肯定會罵我，所以就留了下來。

那時香港工廠管理還比較粗放，雖然不在那里上班，我還可以住在宿舍里。但吃飯成了大難題。我被炒了魷魚，不敢出去跟大家一起吃飯，只能等人家吃完了，我再出去吃點(diǎn)人家的剩飯剩菜。

我和表哥被炒的主要原因是語言交流問題。為了能在深圳站穩(wěn)腳跟，那段時間我在宿舍努力學(xué)習(xí)粵語，希望有機(jī)會請求老板再給我一次機(jī)會。那時香港老板根本不把我們內(nèi)地打工仔放在眼里，我們看到他一般也不敢跟他打招呼，不跟他說話。那時，湖寶傢俬廠有4個老板，其中一個胖胖的比較面善，我就想等他一個人在辦公室的時候去找他。果真被我抓到一個機(jī)會，我就主動上去用很生硬的廣東話跟他說，現(xiàn)在生意比較好了，能不能讓我重新回去工作。他可能看我比較可憐，也比較誠懇，就答應(yī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