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生態中，除了水平捆綁與垂直分工外，實際上還有第三個維度，即深度方向和第四個維度，即時間軸上的動態發展。但本文暫且只討論水平與垂直維度，因為這兩個維度目前的發展是失衡的，如果不予以重視就會導致畸形和扭曲，家具創新設計的土壤肥沃不了。
1.水平捆綁
水平捆綁，或者橫向扎堆，在家具行業已經十分普遍，主要是通過平臺與準平臺的形式呈現的。平臺的主要表現是賣場、商圈等實體端口和線上門戶網站虛擬端口的集聚，這方面已經相對成熟；準平臺是我們自己起的名詞，意指某些家具或家居龍頭企業正在以品牌的名義，通過收購、產品合作捆綁和品牌聯姻等方式做大做強而跑馬圈地，原有的制造屬性正在向銷售平臺悄然切換。
在水平捆綁的模式中，集聚的唯一效應是匯聚人流，從而增加零售機會和客單價，因為在一個產品與品牌的集聚地，大多數消費者都能通過比較和選擇找到他們想要的產品和服務，企業的大眾傳播與自然引流有著事半功倍的效用。
然而，這種簡單的捆綁、扎堆和集聚對于產品創新設計和行業的深層次發展沒有直接的幫助。相反，在渠道紅利享盡之前，企業通常懶得在任務艱巨而又收效甚慢的底層技術和產品的根本性創新上予以作為，有些企業冠以高大上名號的研發中心、研發大樓等目前主要還只是在做一些與形態與形式相關的膚淺工作，宣傳大于實質，至少我還沒有看到有誰在做真正的基礎性研究。
同時，在整個社會文化與行業的目前環境中，輿論幾乎一邊倒地為上市企業、大企業歌功頌德、大唱贊歌。這在商業上的先導效應是明顯的，我們對其商業屬性無意否定，他們當然也值得尊重。
但社會也需要其它聲音，需要更加深刻的見地。
因為，企業和企業主以規模論英雄的單一價值導向嚴重掣肘著行業的進步，在一個大企業可以在同質化產品上碾壓中小型企業的狀態下，創新設計步履維艱。一方面，龍頭企業的目光只會聚焦在大而全的野蠻生長上，因為越野蠻似乎越能輕松獲利，他們沒有意愿和動力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而另一方面，廣大中小型企業被不斷擠出大眾紅海市場，而不得不進入到危機四伏的藍海中去通過苦苦探索和流變創新來艱難謀生，這些企業原本就那么羸弱，而又要以小而全的操作模式來掙扎著前行，如果有了些許成效就會被龍頭企業“收割韭菜”，反之，如果沒有成效就會大傷元氣，甚至成為創新路上的殉道者。
而設計師獨立品牌目前大多數還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定位、商業模式、產品服務體系和品牌體系尚無支撐其日益壯大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與意大利設計驅動型品牌在理念和實操兩個方面都還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行業目前的死結！
所以，一個僅靠商業模式和水平捆綁的行業固然可以借助龐大的市場基數做大，產品的外形也可以不斷變化，但這只是虛胖的表面浮華，而不是設計的根本，設計與技術的根本創新因行業的土壤與社會價值觀的扭曲而受到嚴重的制約。
中國家具、中國設計、中國當代家具行業若要真正跟上時代的步伐、真正體現出五千年華夏文明的深厚歷史底蘊、真正與21世紀的強國稟賦所匹配、真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真正贏得國際尊嚴進而引領全球，就必須予以深刻的反思、就必須重塑我們的價值觀，就要營造一個多元價值導向的文化氛圍。
只有這種意識上的先導才有可能改變我們的行為，只有行為的改變才能帶來產業生態真正良性的變化和找到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2.垂直分工
平臺化是許多大企業正在追逐的目標，但在獲得銷售規模優勢的同時，平臺化實質上也在“脫離制造業的原位”，垂直分工就因此而變得尤為重要。
平臺不是不可以創新，也不能排除其在某些技術研究上同樣可以有所作為，但其離產業底層技術太遠，越來越聽不到車間的“機器聲”，嗅不到一線工人身上的“汗水味”，他們可能不會寫文章，但卻真真實實在那兒。而且，僅靠少數幾家大企業的自律和情懷形不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行業的整體創新氛圍是激活不了的。與壟斷行業和雙性競爭行業不同，對于家具和家居業而言，盡管行業集中度還會進一步提升，但其完全競爭的行業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也就是說沒有哪幾家企業可以通吃市場，多元化是家具和家居消費市場的不二規律。
產品細分化和多元化必然包括功能品類、價格梯度、產品線組合、風格、材料、尺度、形態等各種要素，而這些要素的展開和排列組合所形成的結果就是一個趨向于無限的市場與行業世界，顯然，沒有哪一家企業可以一統天下的方式運營好。
二戰以后，在全球實體企業中，有兩大成功模式：一是大的托拉斯集團模式，也被稱作“福特模式”，這種模式被廣為認知和備受推崇；二是往往被忽略的意大利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產業集群模式，這種模式最大的優勢就是群體創新、產業鏈各節點的全程創新和產業生態中開放式創新的土壤和集群內部的文化意涵。家具行業有其完全不同于任何其它行業的獨特屬性，除了少數品類外，不能以純粹的大工業思維來對待。這也是全球家具、全球設計的領導者不是美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工業化更為發達的國家，而恰恰是意大利的根本原因，意大利的家具及陳設品出口額=美國+德國+法國。
這個奧秘已經被三位意大利著名創新企業的總裁和技術負責人詮釋得非常清楚了。
“在這里（意大利倫巴第大區）你可以把一艘船做得像融合在一起的水晶那么好：你能做任何事······這對于我們這樣的公司是決定性的，那相當于是在做一件編輯工作，這不是靠內部生產過程可以做到的，因為從15mm的玻璃到紡織纖維等······我們都得考慮。” Gianbattista Scalfi, CTO, Flos
“通過新技術的采用，我們與不同工業領域里的企業對話，我們需要的是找到最好的供應商，他們用手工制作模型，他們有特殊的新工具和先進技術。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保持開放的姿態，以便為新的需求找到具備新的材料與加工手段的供應商。” Luca Melocchi, Mandging Director, Cini&Nils
“······Titania（注：一個爆款產品）的誕生也要感謝化學雕刻試驗，這項加工技術有幾家公司掌握，然而，如果我們在德國，盡管有大公司有此技術，卻不會有誰愿意停產來為我們做科研。而米蘭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并有巨大的技術能力來為可行性做試驗。”Paolo Rizzatto,President,Lueplan
這就是獨特的創新土壤。
盡管大企業在全國乃至全球市場建立生產基地的做法呈現出一定的趨勢，但獨木不成林，如果沒有當地園區的支撐將會步履維艱，工業生態的有機組織和集約效應往往需要地方性工業集聚區來承載。
工業區是一個復雜的、在社會和經濟中密不可分的組織形式，在它的形成和發展中有許多自身的基本要素。這就是為什么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它能在國際上穩定地存在的道理。事實上，只有當這個生產區的生產力能夠在市場中提供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時，它才能產生起來并興旺發達。
一個工業區能夠存在的第一要素是該區內的企業應具備和保持其長久的競爭優勢，主要得益于生產而非銷售能力的優勢。
然而，根據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經濟學院的奧特迪教授研究表明，除了工業區本身的競爭優勢外，還有社會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工業區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在創新方面，主要表現在能夠改變其生產方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由于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所以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方方面面的特征。實際上，與激進的創新中發生的情況相反，分化產品門類的能力、提供服務和尋找新的市場，并不太取決于研究和開發方面的投資，它更多地取決于許多熟練工人（被雇傭的和自營者）和企業家（分包商和委托代理人）的意愿。如果他們愿意，只要利用其不同的專門知識，對產品及其工藝進行不斷的變化和改進，就可以比較容易地來滿足更加細分的和變動的市場需求。
這種充滿活力的、十分有創造性的、由各種工人和企業參與的經濟活動不可能只依靠一家企業或政府管理來實現，也不可能依靠臨時的激勵來達到。它要求的是全員參與分擔目標，還取決于所有參與人員中的令人滿意的收入分配。
這樣，對具有競爭優勢的工業區自下而上的另一要求是及時建立和保持工業區內部良好的社會凝聚力。
如果一個區域的工業獲得并在主要方面保持其競爭優勢是依靠區域內各種工業部門的合作，那么我們首先要確定這些工業部門的類別，其次要考慮在他們的既得利益中以何種方式能使相互間的妥協是可行的。關于前者，由于區內的企業決定了該區的特點，可以考慮企業中的勞動分工（水平和垂直分工），經濟和社會的類別及其現狀，至少在三個方面有密切的關系。
第一，它由員工組成（被雇傭或自營者），他們擁有與產業有關的技術，而這是工業區的基本競爭優勢；
第二，是中間企業（phase firms），在工業區中，每一個特定的或某幾個生產過程或輔助程序是由它們完成的。中間企業的重要性在于它們的專業化，也因為如此，它們掌握著大部分技術訣竅，并有能力以各種創新的方式來運用它；
第三，是終端企業，它們主管設計和市場兩頭，也是關鍵性的企業，正是它們保證了區域內生產系統與外部市場之間的穩定關系，全國性品牌的終端企業也必須與各地方有效嫁接才不會“水土不服”。
還有一種在各種團體中起溝通作用的活動者，我們稱之為“地方性機構”。在各個工業區中，一般都有不同形式的中介機構，但它們都以政府為中心。這些中介機構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由政府委托的機構，來處理有關園區經濟的業務，諸如商業市場、銀行、培訓機構等。這些機構的設置有多個理由：首先，公眾的行政官員，他們是當地社團的官方代表，在處理該地區的各個組織的不同利益時，能保持較為中立的立場；其次，地方政府是被賦予正統權力的永久性機構，有錢用來建設基礎設施、投資公用事業，并且在各個社會團體之間的利益發生沖突時，能進行公平的裁判，照顧到對立各方的利益。
綜上所述，任何一家企業個體，無論其多么強大，都代替不了完整的產業生態，在這個生態中需要各種不可或缺的角色參與，而要維持其生命力就需要解決利益平衡問題，利益平衡的保證取決于社會誠信機制的建立，除法律外，區域內部的社會文化是降低信用成本的軟性依托，垂直分工不可或缺。
最后，我們想說的是：大企業的優勢通常都在大眾市場，對于高端產品所需要的根本性創新而言，大企業在客觀上往往是遲鈍的、在主觀上是惰性的、在市場的認知上是相對性價比的。而在新的時代，設計創新與品牌的價值正在日益凸顯，高端品牌的關鍵成功因子是截然不同的。專業化社會分工合作是中國家具通過設計創新走向高端的必由之路，而摒棄財富之上的、多元與健康價值觀的樹立是其根本的文化動因。
正如我的朋友米蘭理工大學亞歷山大教授所說：
“回顧一下在做的工作，我認為我們主要處在兩個領域：首先，我們有‘物質’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產品實際的客觀要素。這方面我認為不是很難改進的，實際上我們要做的可能只是一張桌子，而不是去開發最新的技術，由于中國在其他更復雜的領域內都是處在發展的高峰，我們可以設想在家具領域內，中國也可以很容易地發展。另外，我們還有‘非物質’方面的工作。這與單純的、在物質層面達到更高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因為這是關聯于企業文化的。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且很可能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取得成效，主要是因為只有企業將價值真正置于文化層面，設計才可以被歸結和融入到企業之中。”
作者簡介：許柏鳴 南京林業大學家具與工業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深圳家具研究開發院院長
主要研究方向：家具設計與工程 產品戰略設計
